歷史是由一個個當下拼起來的。 當我們回頭望向近年的香港，那些密集如暴雨般的新聞時刻，彷彿剛發生不久，又像過去很久。還記得2017年7月1日，大雨下的七一遊行？還記得九月的中大「香港獨立」橫額爭議？記得梁振英與UGL案件、記得律政司鄭若驊的買樓風波、記得2018年旺角騷亂案的審判結果？這些新聞畫面，曾在當年不斷刷過我們的手機，但一年過去、幾年過去，還有多少人能夠準確說出那一年香港發生過什麼？

香港，這座東方之珠，如何在百年間從一個小漁村蛻變為國際航運樞紐？它的港口外交，又如何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，織就一張連結世界的無形之網？ 夏巨富2024年出版的《近代香港輪船航運業研究 1840–1911》，即就這些問題分階段論述，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，讓我們看見香港的港口外交，如何從不同歷史大事中一步一步建構而成。

香港為何能夠在全球貿易網絡中佔據一席之地？在全球製造業轉型、區域物流競爭激烈的當下，這座城市又如何維繫自身作為「世界級樞紐」的角色？ 王緝憲博士的新作《世界級樞紐：香港的對外交通》正是試圖回應這些問題的一部重要著作。全書以「交流是城市生長之本」作為序言開場，強調交通運輸並不只是基建與技術層面的課題，更關乎一座城市如何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維持生機。

你還記得，「財爺」這個稱呼，是如何在香港流行起來的嗎？ 1995年9月，財政司麥高樂離任，繼任人就是後來的特首曾蔭權。曾蔭權身為第一位華人財政司，貫徹彭定康親民的作風，從他的稱呼上都可以略知一二，香港市民稱他為「煲呔曾」，或稱他為「財爺」。

一份財政預算案，會不會變成政府的「計時炸彈」？ 彭定康就任港督時形象親民，吃蛋撻、喝涼茶，常被視為貼地的象徵，亦因此民望高企。然而，領導一個政府並不單靠一人之力，「不怕神一般的對手，只怕豬一般的隊友」這句網絡語錄，若放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港英政府身上，也許能用來形容他麾下一位備受爭議的官員——時任財政司的麥高樂（Hamish Macleod）。

當你望向維多利亞港的海面，你看見的，是一座普通城市的海濱，還是一道通往世界的門戶？ 從不靠國界，而是靠海洋與貿易，香港在歷史上從來不只是一座孤立的城市。正如香港海事博物館2022年的《香江泛洋奇蹟：1945年以來我們的港口故事》展覽所揭示，這座城市的故事，必須從港口說起——從貨輪進出、從碼頭工人的汗水、從航運業的起伏跌宕，到全球資本、貨物流通、制度設計之間的縱橫交錯。

當我們談論「港口外交」，我們在談些什麼？是否只有高層領袖的會晤、官方舉辦的論壇，才能稱作「外交」？ 若將視野拉回歷史深處，重返貨輪穿梭、貨櫃堆疊、碼頭工人汗流浹背的日常，重返一艘艘停泊維多利亞港的船隻和背後串連起的國際貿易網絡，我們或許會發現，香港早在沒有「外交部」的時代，就已經以自己的方式，建立了屬於這座城市的「港口外交」。

當一位總督夫人踏足長城之上，她究竟看見了什麼？是歷史的輪廓，還是未來的預兆？ 1982年出版的《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Pamela Youde》，乍看之下是一部普通的遊記散文，由港督尤德爵士（Sir Edward Youde）之妻 Pamela Youde 撰寫。她並非外交官，亦非專業作家，只是以旅人、家庭主婦的身分，以一種看似輕描淡寫的筆調，記錄她對中國的觀察與感受。然而，正是這份「非官方」的筆觸，使此書成為1980年代初期中國、香港與英國三方關係中，最獨特也最被忽略的一道文化軌跡。

當我們回望香港如何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最直觀的畫面，總是維多利亞港上的一艘艘貨輪，或是碼頭邊排列整齊的貨櫃堆疊。但真正支撐香港在全球體系中保持節點地位的，從來不只是海上的貨船。更深層的，是一種穿越了殖民、冷戰、回歸交替的「港口外交」——一種以開放、流動、制度中介為手段，換取空間、換取安全、換取國際認可的外交策略。 十九世紀中葉，香港被劃為自由港，避開清廷的關稅系統，成為帝國貿易體系的一枚關鍵棋子。當時的「港口外交」，是一種透過貿易制度設計而非軍事力量，建立國際秩序中角色感的方式。香港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性的配置：無需高牆深壘，靠的是透明的法治、低稅與開放政策，吸引全球船舶與資金自動聚集於此。

當我們提起香港的歷史，你會從哪裡說起？是從英國殖民地時代，還是更早以前、那些在海上交會的船影、潮聲？ 翻開香港海事博物館2005年的專刊《皇朝與瀚海》，我們或許可以用另一種角度，重新思考這座城市與海洋的關係。不是從權力的更替開始，而是從一艘艘穿越風浪的船隻，從一批批水手、移民與商賈的腳步說起。

當我們談論「外交」，是否只想到國與國之間的官方談判？ 那麼，一座城市的港口，能否也成為推動外交的關鍵節點？《中國、東亞與全球經濟：區域和歷史的視角》一書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問題，尤其是在香港的歷史角色中，「港口外交」顯得尤為關鍵。

當香港今日依然「馬照跑」之際，很容易令人回憶起與澳門一起「馬照跑」的日子，甚至是無數逸園賽狗的往事，現在的澳門賽馬和賽狗都黯然落幕，令人不勝唏噓。 依稀記得有線電視19台，晚上有賽狗直播。而習慣聽賽馬的朋友，一聽到「賽馬」變「賽狗」、「馬主」變「狗主」、「入閘」變「入籠」等等詞彙時，總會覺得與別不同。至於賽馬提供貼士的「馬經」和「馬簿」，是不是可以稱為「狗經」和「狗簿」呢？

為甚麼一個港口，能夠改變一座城市的命運？ 當我們重新閱讀廖樂柏所著《中國通商口岸：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》一書，便不得不思考這個與香港命運緊扣的問題：作為近代中國最早的條約港之一，香港的國際地位，是否從一開始就註定與港口外交、通商秩序密不可分？

一座港口，如何構成香港的國際身份？ 當我們談論「外交」，常想到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關係、條約或高層互訪。然而在冷戰年代的東亞，一些城市的外交功能並非由政府主導，而是由港口——這些貿易與交通的節點——以實務方式推動和維繫。T.N. Chiu 所著的《The Port of Hong Kong: A Survey of Its Development》正是這樣一本揭示香港如何透過港口參與國際事務、形成自身「非官方外交策略」的歷史著作。

什麼叫做一份真正值得回顧的施政報告？ 1996年10月，彭定康在立法局發表最後一次施政報告，題為《過渡中的香港》。這不只是一份年度政策總結，更是一份回顧過去、凝視未來的歷史見證。

什麼是一座城市的外交實力？ 對一個沒有主權的殖民港口來說，外交或許無從談起。但若我們將外交理解為一種行動能力、一種在國際秩序縫隙中協調、調解與仲介的功能，那麼，香港自十九世紀以來所展現的角色，便可視為一種「港口外交」的實踐：它既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國家代表，也不是純粹的經濟通道，而是一種特殊的、介於帝國與地區、官方與民間之間的節點。

1995年，彭定康面對新一屆、亦是最後一屆的立法局議員，在立法局宣讀了其第四份施政報告。 施政報告開宗明義指出：「本屆的立法局，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，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。」這番話回應了他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新政構想──包括設立「新九組」及取消委任制。歷經四年寒暑，終於見證其實現。

什麼叫做「港口外交」？這個術語是否只是外交詞彙的變體，抑或，它正是理解香港在歷史上如何穿梭於中外勢力之間的一把鑰匙？ 如果說中國近代外交多建基於陸地權力的博弈，那麼香港則是典型的「海洋型城市」，其對外的政治與經濟行動，往往以港口為中心展開。從毛立坤在《晚清時期香港轉口貿易研究（1869–1911）》一書中對香港轉口貿易的詳細剖析，我們不難看出，晚清時期香港早已開啟一種獨特的「港口外交」邏輯。

一份悼念場刊，能否還原歷史真貌？翻閱《永遠懷念您──光叔》這本紀念楊光的刊物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對一位工運領袖的追思，更是一段經過選擇性敘述的歷史剪影。場刊將楊光塑造成連結群眾與權力的橋樑，卻對1967年那場深刻改變香港工運命運的暴動，以及他在其中的領導角色，刻意避而不談。 1967年5月，作為工聯會理事長的楊光出任「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」（簡稱「鬥委會」）主任，並在成立典禮上號召「來一次強而有力的反擊」。此後，鬥委會不斷升級示威行動，最終轉化為長達數月的炸彈襲擊浪潮——在各區放置超過八千枚爆炸品與假炸彈，其中超過一千枚為真炸彈，造成多名警員與市民死傷。最駭人聽聞的是，播音員林彬因公開批評左派暴行而被人潑汽油活活燒死，而左派報章翌日甚至以「敗類受重傷」為題加以譴責與冷嘲。雖然事後未有證據證明楊光直接下令，但他作為鬥委會最高名義領導人，難辭其咎。

當我們回顧香港歷史時，是否曾經思考過：這座城市的「國際性」究竟從何而來？是因為英國殖民統治？還是因為自由貿易港的經濟制度？又或者，其真正的根基，其實是作為「港口城市」的地理與歷史角色？ 這樣的提問，正好可以從《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》一書中尋找答案。此書由多位海洋史與城市貿易研究專家合著，試圖在宏觀的海域亞洲視角下，梳理港口城市的歷史功能與其對國家、區域甚至全球的外交與經濟關係所扮演的角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