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今日係咪覺得自己返工已經好搏命？試想像一下，如果你要先游咗一段海，再跳上快艇先可以到公司開會，你仲頂得順嗎？唔係講笑，這正正係包玉剛的「通勤方式」。每日早上，呢位世界船王唔係坐勞斯萊斯，唔係搭直升機，而係親自游去快艇——‧體力與財力並存的CEO日常。 然而，《世界船王到亂世銀行家：包玉剛的海陸空霸業》所記述的，遠不止一段游水上班的趣聞，而是細膩描寫一位本為銀行從業員、年逾三十七歲才投身航運業的華人，如何憑藉膽識與遠見，在短短二十年間締造全球最大船隊，最終轉戰地產、航空與金融領域，成為橫跨三界的巨擘，甚至獲英女王冊封為爵士。

1846年，香港的倫敦傳道會按立了一位牧師，這位牧者與不少會眾一樣，有著黑瞳黑髮，可以流利地用粵語為華人會眾講解經文。他叫何福堂，是第一位基督新教按立的華人牧師。憑借住信仰、儒學，中西合璧之下，他的家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香港的歷史。 在香港的大街小巷，「何福堂」這個名字隱隱作響：輕鐵站牌、基督教會學校、社區會所……這些地標背後，是一個跨越兩百年、在政治、宗教與社會關鍵時刻都扮演過主角的家族。《何福堂家族：走在時代浪尖的風光與跌宕》，為讀者道出他的傳奇人生。

一八九四年，朝鮮東學黨起義，日本趁機進攻朝鮮。滿清委任的署理仁川領事，正有條不紊地指揮工作人員收拾公文撤離。離開這片工作了十五年的土地時，他感受到世界、中國正值鉅變，雖然留學美國的他有一番大抱負，但有時，他也想回到那個小小的島嶼，回到那個名叫黃竹坑的家。 再過二十年左右，五十歲的他，終於辭謝了袁世凱總統的邀請。天再高、海再深，那及得上故鄉的樹林令人安心？黃竹坑出世的周壽臣，下定決心返到故鄉，做佢嘅「香港大老」！

何以一位身穿軍裝的香港將軍，竟能成為連繫中、美、台三地命運的關鍵人物？又為何出身香港富豪之家的何世禮，沒有選擇經商之路，反而投身軍旅，將一生獻給中國與國民黨的政治與軍事舞台？ 在當代討論香港「去中國化」或「商業社會去政治化」之際，我們或許可以從何世禮這位被遺忘的「香港人將軍」身上，看見另一條關於移民與商人的歷史軌跡。

你可曾想過，一位連自己的身世都三緘其口的混血兒，如何能在種族階級壁壘森嚴的殖民地香港，脫穎而出？ 在移民成為香港近年的集體選項之時，我們或許更該回望，那些選擇留下、選擇紮根的故事。何東，這位十九世紀末的華洋混血兒，從被殖民地社會邊緣化的海關小職員，躍升為買辦巨擘、商業領袖，再成為慈善家與華人代表。他的經歷不只是一本傳奇傳記，更是一面鏡子，讓我們重新審視「香港移民」的意涵：移動的，不只是肉身，還包括身份、階級與認同的流轉。

當我們談論香港的移民史，是否常常只聚焦於戰後經濟移民、逃避政局的南來人，甚至九七回歸前後的移民潮？那麼，在戰亂年代選擇留下或再度遷徙的女性，又是否曾被看見？ 《何家女子——三代婦女傳奇》讓我們走進一個近代香港最顯赫的家族——何東家族之中，透過女性視角，回望殖民地社會的多重身份、文化邊界與遷徙經歷。這不僅是富豪之家女性生活的剪影，更是一段段植根於香港的移民記憶與身份流動的縮影。

1866年，當第一艘掛著「John Swire & Sons」旗號的輪船駛入長江，誰能預料，這家來自利物浦的家族企業，將在百年後深植香港，成為塑造這座城市現代經濟格局的關鍵角色？ 英商太古的故事，不僅牽動中國近代化的進程，更揭示了「香港移民與商人」如何在殖民與冷戰交錯的世紀中，重新定義「在地」與「外來」的界線。

一間企業的百年歷史，能否讓我們讀出一個城市的移民故事？當代香港商人屢被稱為靈活務實、適應環境、敢於冒險的經濟行動者，但這些特質是如何形成的？又如何從家庭移民背景出發，逐步搭建出一個跨國集團？ 馮邦彥所著的《百年利豐：從傳統商號到現代跨國集團》正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深刻的歷史脈絡與具體案例。

經營不讓渣甸富：《渣甸家族：龍頭洋行的特殊發展與傳承》中環遮打道至告士打道一帶，幾乎每一幢地標建築後面，都藏着一段與怡和集團（Jardine Matheson）有關的歷史。無論是香港置地旗下的交易廣場、太子大廈，還是「梗有一間喺左近」的7-11與惠康，怡和帝國的痕跡滲透香港人日常的衣食住行。 這個看似低調、實則巨擘的英資財團，其實正是源自十九世紀初的渣甸洋行——一家靠走私鴉片起家、在鴉片戰爭中大撈特撈，最終在香港落地生根，成為本地經濟命脈的一部分。鄭宏泰教授的著作《渣甸家族：龍頭洋行的特殊發展與傳承》正是解構這個「龍頭洋行」如何從華南海域的冒險家傳奇，演化成全球化商業帝國的重要之作。

當我們討論香港的經濟發展史時，「英資財團」往往被視為主導力量。然而，處於殖民資本與國際商業網絡夾縫中的香港商人與移民群體，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？他們是否只是被動接受經濟結構安排的個體，抑或能夠在其中尋找縫隙，自主塑造空間？ 馮邦彥於《香港英資財團（1841–2019）》一書中，詳盡梳理了從一八四一年至二零一九年間，英資企業如何由貿易、航運進一步壟斷地產、金融，最終與中資企業、華資商人逐步交織成為一個複雜的權力網絡。這套歷史敘述，為我們理解香港商人與移民的角色提供了嶄新的視角。

是誰建構了香港財富神話？香港商人與移民的歷史是否真如外界想像般清晰與單純？ 當我們談論香港商人的歷史時，往往不自覺地陷入某種「成功學」的神話敘事——由白手起家的華人移民，在殖民地香港拼搏致富，成為一代富豪。然而，《亞洲教父：香港與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》一書卻為我們撕開了這層神話的表皮，以冷峻的筆調揭示出商業成功背後的政治結構、移民制度、階級差異與尋租行為。

1941年12月，日本突襲香港。眼看港島無法守住，滙豐總經理祁禮賓（Sir Vandeleur Grayburn）急忙做出兩個決定：一是將總行臨時遷往新加坡，二是派員在倫敦組成臨時董事會，以備戰時指揮全局。不料日軍推進之快遠超預期，計畫尚未執行，香港淪陷。 在此危局中，滙豐的紙幣成為戰爭經濟的核心工具。祁禮賓等高層被拘押在昇華旅館，受命在尚未簽發的紙幣上簽名，日本軍政府便用這批簽過名的港幣發行市面。但滙豐的高層並未坐以待斃，兩名高層職員在1942年從港島成功逃離，歷經千辛萬苦抵達重慶，再飛往倫敦，將港澳情況彙報總部。祁禮賓本人則因私下接濟赤柱集中營的同僚而遭逮捕，最終於1943年死於獄中，成為戰火下第一位殉職的滙豐「大班」。

當我們談論香港的移民史與商業發展，是否曾想過，一位來自中國南方的建築工匠，如何在殖民地香港的夾縫中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現代化之路，並最終成為國父孫中山背後的堅實支柱？《林護：孫中山背後的香港建築商》一書，正是對這段幾被歷史忽視的移民與商人故事的深情回望。 林護（Lam Woo），原籍廣東中山南屏鄉，出身貧寒。年輕時為逃避家鄉戰亂與貧困，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南下香港謀生，這段經歷正是當時大量廣東移民來港尋求生計的典型寫照。

女人是否只能當商業巨輪背後的支持者？當我們談到家族企業、移民創業與香港經濟奇蹟時，是否總是忽略了女性在其中舉足輕重的角色？ 《才德之間：華人家族企業與婦女》一書以香港與新加坡多個華人家族為個案，深入剖析女性在家族企業中的多重角色與策略選擇。從母親、媳婦、太太到創業者、繼承人與董事局成員，女性不僅是家庭與企業的黏合劑，更是跨代經營策略與文化價值傳承的核心角色。

為何要在談論「香港移民」的當下，重讀《李嘉誠傳》？ 當「移民潮」成為今日香港的熱詞，人們談論的是房價、護照、學位與自由。但我們是否忘記了，那些在移民地重建生活的人，曾經如何由零開始？那個最家喻戶曉的名字——李嘉誠，正是從「難民」身份起步的代表人物。夏萍所著的《李嘉誠傳》雖屬傳統人物傳記，但若從「香港移民及商人」的角度出發，將發現這本書不僅記述一個人的致富之路，更交織出一代移民的城市身世與集體經驗。

在1897年的皇后大道上面，有一間名為「禮昌隆」的布莊，門前時常人來人往，樓上則是布莊老闆自住。19世紀末的皇后大道陽光明媚，有一位十七歲的後生背着書包從樓上走下來，今日是他第一日作為插班生到皇仁書院上堂，因為剛從美國回來，一切都不太適應。傍晚回家，他常會站在布行樓梯轉角的窗邊，靜靜看着街上人流與舖面生意。 呢位後生仔叫利希慎—「煙王」。31年後，澳門的一聲槍響將會終結他的生命，不知道當時的他有沒有懷念17歲時布莊窗外的陽光？

1890年，一個18歲的青年，帶著家鄉香山遭災後的絕望與不甘，從香港登船遠赴南半球。他出身農家，讀了幾年私塾後便放下書本，幫父親耕種度日。那年，風災毀田，他籌得船費後只身前往澳洲墨爾本，沒多久轉到雪梨落腳。初來乍到，既不懂當地語言，也沒一技之長，唯一會的就是務農。剛好有鄉親在郊區租了幾十畝地種菜，他便加入，天天凌晨三點起床挑水耕作，工作時間長達十八九小時，一週工資只有十二先令。 這位青年叫郭樂。他自知靠體力活難有出頭天，兩年後改行當小販，挑着蔬果沿街叫賣。英文不靈光的他，常常憑只能用中文發音死記硬背英文單詞：每當他想向洋人主婦推銷賣菜時就會說「味思時，加俾茲？」原來是指「Mrs. Cabbage？」。郭樂事後自嘲：「這兩句俚語，實在不值識者一笑。」然而，就是這樣的堅韌與自知，讓他一步步累積起創業的本錢。

有人說，香港是一座可以白手興家的城市。但所謂白手，其實也有很多種——有人靠膽識與賭注贏得第一桶金，有人則靠教育與信任累積代際資本。《白手興家：香港家族與社會》這本書，說的正是這些以血肉之軀，撐起一座殖民城市的創業者。他們的故事，既寫下個人興衰，也映照出百年來香港社會的底色與命運。 兩個家族，兩種路線。盧亞貴與何福堂，是這座城市兩種性格的化身——一個來自蜑家水上人，一度稱霸太平山腳下；一個是南來傳教士，留下深厚的精神資產與人脈網絡。他們的故事，是「暴發戶」與「名門望族」的分野；也是殖民香港價值觀從「財富」轉向「品格」的轉捩點。

當你站在尖沙咀碼頭，迎著海風吹拂，遙望對岸中環天際線閃閃發光的摩天大樓，可能不會注意到其中一棟寫著「CLP 中電」的大樓。但這個標誌其實藏著香港近代史裡，一個來自中東的猶太家族留下的深刻印記──嘉道理家族。 他們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也不是殖民母國的英國貴族，而是一群原本從巴格達輾轉至上海，再從戰火中逃至香港的「外人」。但今天香港人所熟悉的半島酒店、山頂纜車、中電電力、甚至某些慈善基金和文化機構，幾乎都與這個名字有關。《從上海到香港，最後的金融大帝》這本書，講的正是嘉道理與沙遜這兩個猶太家族如何參與、形塑，甚至支配了近代中國與香港的經濟脈動。

港大生應該熟悉的薄扶林沙宣道，對今日的我們而言，這些地名不過是都市空間的某種白噪音。但隨時代變，人物風景都改變。常言道：「富不過三代。」曾被稱為東方羅斯柴爾德的沙遜家族，如今難道只活在街名之中嗎？鄭宏泰教授的《沙遜家族：逃亡、創業、擴張轉移兩世紀傳奇》，為我們揭示了沙遜家族的盛衰起落。 「沙遜家族」（Sassoon），其始祖大衛・沙遜原是巴格達的財政高官，卻在十九世紀初因政治風波流亡出走。輾轉間，他落腳於孟買，與其八子合力建立起沙遜洋行，經營的貿易項目橫跨棉花與鴉片，資本由印度流向中國，再匯入倫敦與香港的金融網絡。他們被稱為「東方的羅斯柴爾德」，財富之深厚、關係網絡之龐雜，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