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這塊土地純屬偶然， 小殖民者弗蘭克如此教導， 他1992年的哀歎， 出自他1960年的劍橋。」 節錄〈讀弗蘭克•韋爾什《香港史》〉—廖偉棠

「這個新香港故事的一個重要情節，肯定是不再想在官方版故事參與其中的市民數目。有些人已開始舉家離港他遷，尤其是去英國，因為英國政府推出新政策，令擁有英國國民（海外）護照的人較容易獲得英國公民權，這種移民情景令人想起九七回歸前的歲月。不同於本書所述說的許多時期的情況，香港已不再是中國大陸難民和異見者的避難所，反而變成了異見者甚至普通人開始逃離之地。」—香港簡史中文版序 一位自少在香港長大的香港史達人，港大歷史系講師，如何在其書中、其人中，見到真正的香港？

為什麼一座港口，可以成為世界的交匯點？為什麼一個小小的漁村，會在百年間成為全球矚目的城市？如果要理解香港在世界的角色，就不能不談它作為港口的故事，而這不僅是經濟的往來，更是一種特殊的「港口外交」。 翻開《Fortune’s Bazaar: The Making of Hong Kong》，書中帶我們穿梭於十九世紀至今的香港，重看這座城市如何憑藉深水良港，接連不同國度、不同文化、不同階層的人們。

1841年，時任皇家海軍測量官卑路乍（Captain Edward Belcher）於1841年在艦隻硫磺號（H.M.S. Sulphur）測量香港島地形，並繪製成《中國香港島》地形圖，為我們帶來了早期香港的地名記錄。細心一睇會發現，古今香港地名大為不同，而其中轉變，又往往非常「無厘頭」。 而林準祥先生在近年所著的《香港．開港— 歷史新編》，這本書以極為細緻的考據，包括大量開埠早期或開埠前的英國、中國史料，例如明代《粵大記》的記錄，到1841年卑路乍的首張香港島海圖，乃至1845年歌連臣（Lt. Thomas Collinson）的精細測量，重構了這座島嶼在「香港成為香港」之前的面貌。

當我們談論香港如何與世界接軌，你會先想到什麼？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光鮮招牌，還是十九世紀以來那一艘艘駛入維港的遠洋貨輪？若換一個角度，從香港本地的海上社群出發，這些漁民、船家、工匠的生活模式，是否也在某種層面上塑造了這座城市在國際之間的位置？ 英國人類學家 Barbara E. Ward 在其文集《Through Other Eyes: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"Conscious Models"—Mostly in Hong Kong》中，透過對新界滘西洲（Kau Sai Chau）漁村的田野研究，提出了「conscious models」（自覺模型）的概念，試圖解釋社群如何透過自身的世界觀、價值系統與行動策略，來理解並回應不斷變化的外部世界。這些「模型」不只是一套意識形態，而是日常生活的導航圖，也是一種與外部環境互動的行為模式。

香港的港口，曾經如何在軍事與貿易之間，扮演著不只是地理節點，而是外交策略的一環？ 翻開《White Ensign – Red Dragon: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 in Hong Kong 1841–1997》，我們不難發現，港口從來不只是貨櫃堆疊的場域，也不只是海軍軍艦停泊的後勤基地。這本書以英國皇家海軍在香港長達156年的駐防歷史為脈絡，帶我們重新認識香港港口在國際權力博弈中的角色——作為殖民秩序的象徵、軍事力量的支點、同時也是外交手段的一部分。

當我們談論戰後香港文化的根基，許多人第一時間想起的是七十年代的新派文學，抑或八十年代蓬勃的影視工業。但其實，早在1948年，就有一批南來文人與本地俊彥，合力編寫出一本名為《香港百年史》的鉅著，為百年香港留下了一部兼具歷史價值與民間風貌的百科全書式記錄。 由黎晉偉先生主編的《香港百年史》，全書分為歷史、政治、地理、社會、經濟、交通、文化和教育八大範疇，涵蓋1841年開埠至1948年的重大發展，是研究香港早期歷史的珍貴資料寶庫。與其說這是一本歷史教科書，不如說它更像一本「掌故集成」，書中撰稿者各自揮灑所長，描寫香港的點滴面貌，讀來有知識的分量，更有故事的趣味。

香港之於東方，正如馬爾太之於地中海：都是英國殖民帝國的重要前哨與軍港，是東西航線交會之處，是強權手中的海上樞紐。 這個比喻乍聽奇特，仔細一想卻頗有道理。馬爾太位在地中海中心，自古就是各路強權搶來搶去的島──羅馬、阿拉伯、十字軍、法國、英國都輪流來佔據過。而香港則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英國人搶下來做為遠東的大本營，不管是打仗還是做生意，都少不了這個門戶。

Jan Morris 的《香港1840–1997：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》，讀來像是一封寫給一座城市的情書，也像一紙悼文。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旅行作家之一，Morris 一生走遍各地，也經歷了性別轉變——她原是戰地記者 James Morris，在 1970 年代成為 Jan，她筆下的城市既遙遠又親密，總藏著一種游離的凝視。也許正因為她自己的人生經歷，她看待香港這個「不可能的城市」時，特別敏銳於那些曖昧、過渡、被夾在歷史與命運之間的瞬間。

你還記得嗎？香港曾經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口，連續十一年穩坐世界第一，貨輪日夜穿梭維港，碼頭吊臂像節奏精準的機械舞者，一刻不停地裝卸貨櫃。今天回看，這樣的盛況彷彿只存在於歷史照片與老記者的口述記憶之中。 《現代先基：香港港口發展與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》帶我們走進這段曾經輝煌的歷史，也讓人不禁問：為何香港這個星光燦爛的航運樞紐，今日竟然燈火不再，連續多年貨運量大跌？

在九龍半島以西，曾經有一座與陸地隔海相望的小島，名叫昂船洲（Stonecutters Island）。這座島嶼不但見證了香港城市化的進程，亦歷經殖民地開發、軍事化佔用，甚至冷戰時期的情報角力，成為香港歷史中一頁別具意義的篇章。 本書《昂船光影：從石匠島到軍事重地》便是以昂船洲為主角，細緻地梳理其從自然島嶼到重點軍事區的變遷。透過豐富的史料、照片和訪問，作者帶我們走入這個「邊緣空間」，重新理解這座島嶼與香港整體歷史的緊密關聯。

當我們談起十九世紀中國的外交史，你會想到什麼？是紫禁城裡的欽差、宮廷使節，還是遠渡重洋的洋行代理人？若把視線從北京移向沿海，那些一座座條約港、租界區的碼頭與領事館，又在中國對外關係裡扮演著怎樣的角色？ 英國學者 Robert Nield 在其著作《China's Foreign Places: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, 1840–1943》中，細緻梳理了超過八十個條約港的歷史，描繪出一幅以港口為核心、結合貿易、外交、情報與殖民治理的立體圖景。這本書提醒我們：在近代中國，「港口」不僅是貨物流動的節點，更是權力交鋒、利益談判與制度輸出的第一線戰場。

當我們談論「港口外交」，是否只想到軍艦、條約與高層會議？又有多少人會聯想到，一塊經過烈火燒製的陶瓷，竟曾是外交與貿易的真正主角？ 在《Fired Clay in Four Porcelain Clusters》一書中，學者 Tai Wei Lim 比較了亞洲四大陶瓷產地——景德鎮、日本有田、韓國利川與泰國沙功那空，細緻剖析它們在生產技術、能源使用與生態環境上的異同。然而，書中雖未明言「外交」一詞，但這些陶瓷如何穿越海洋、走入全球市場的過程，卻啟發我們思考：當泥土燒製成瓷，再經由港口流通至世界各地，這條通路本身，不正是一種「無聲的外交」嗎？

何以一個港口可以承載一個國家未竟的外交想像？又為何「邊陲」之地，往往成為國際勢力交鋒的中樞？ Melissa Macauley 在《Distant Shores: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’s Maritime Frontier》一書中，深入考察潮州與汕頭等中國南方海港地區，勾勒出一幅跨越地理疆界、殖民秩序與族群流動的海洋圖像，也為我們理解「香港的港口外交」提供極具啟發的視角。

當我們提起「外交」二字，是否總以為它只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的官方會談？而一個港口城市，又是否可能參與其中、發揮影響力？ 《世界新經濟格局下的亞太、中國和香港》一書中，汪康懋教授將視野從國際宏觀經濟拉回至香港這座港口城市，指出在區域整合與全球重構的歷史浪潮下，香港作為「港口外交」節點的角色，從未缺席，甚至在關鍵時刻居於樞紐之位。這並非傳統外交意義上的「派駐使節」，而是一種特殊的「結構外交」（structural diplomacy），借助物流、金融與人流所構成的實體平台，讓香港成為中國走向世界、世界觀察中國的關鍵窗口。

香港的經濟增長，究竟是如何一路走來的？ 如果說貿易是這座城市的命脈，那麼「對外貿易」又是如何塑造了香港的經濟輪廓？《香港對外貿易發展研究》這本書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歷史、理論到實證層面，細緻剖析香港貿易發展脈絡的重要視角。

香港，這座東方之珠，如何在百年間從一個小漁村蛻變為國際航運樞紐？它的港口外交，又如何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，織就一張連結世界的無形之網？ 夏巨富2024年出版的《近代香港輪船航運業研究 1840–1911》，即就這些問題分階段論述，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，讓我們看見香港的港口外交，如何從不同歷史大事中一步一步建構而成。

香港為何能夠在全球貿易網絡中佔據一席之地？在全球製造業轉型、區域物流競爭激烈的當下，這座城市又如何維繫自身作為「世界級樞紐」的角色？ 王緝憲博士的新作《世界級樞紐：香港的對外交通》正是試圖回應這些問題的一部重要著作。全書以「交流是城市生長之本」作為序言開場，強調交通運輸並不只是基建與技術層面的課題，更關乎一座城市如何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維持生機。

當你望向維多利亞港的海面，你看見的，是一座普通城市的海濱，還是一道通往世界的門戶？ 從不靠國界，而是靠海洋與貿易，香港在歷史上從來不只是一座孤立的城市。正如香港海事博物館2022年的《香江泛洋奇蹟：1945年以來我們的港口故事》展覽所揭示，這座城市的故事，必須從港口說起——從貨輪進出、從碼頭工人的汗水、從航運業的起伏跌宕，到全球資本、貨物流通、制度設計之間的縱橫交錯。

當我們談論「港口外交」，我們在談些什麼？是否只有高層領袖的會晤、官方舉辦的論壇，才能稱作「外交」？ 若將視野拉回歷史深處，重返貨輪穿梭、貨櫃堆疊、碼頭工人汗流浹背的日常，重返一艘艘停泊維多利亞港的船隻和背後串連起的國際貿易網絡，我們或許會發現，香港早在沒有「外交部」的時代，就已經以自己的方式，建立了屬於這座城市的「港口外交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