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座港口，如何構成香港的國際身份？ 當我們談論「外交」，常想到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關係、條約或高層互訪。然而在冷戰年代的東亞，一些城市的外交功能並非由政府主導，而是由港口——這些貿易與交通的節點——以實務方式推動和維繫。T.N. Chiu 所著的《The Port of Hong Kong: A Survey of Its Development》正是這樣一本揭示香港如何透過港口參與國際事務、形成自身「非官方外交策略」的歷史著作。

什麼叫做一份真正值得回顧的施政報告？ 1996年10月，彭定康在立法局發表最後一次施政報告，題為《過渡中的香港》。這不只是一份年度政策總結，更是一份回顧過去、凝視未來的歷史見證。

什麼是一座城市的外交實力？ 對一個沒有主權的殖民港口來說，外交或許無從談起。但若我們將外交理解為一種行動能力、一種在國際秩序縫隙中協調、調解與仲介的功能，那麼，香港自十九世紀以來所展現的角色，便可視為一種「港口外交」的實踐：它既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國家代表，也不是純粹的經濟通道，而是一種特殊的、介於帝國與地區、官方與民間之間的節點。

1995年，彭定康面對新一屆、亦是最後一屆的立法局議員，在立法局宣讀了其第四份施政報告。 施政報告開宗明義指出：「本屆的立法局，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，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。」這番話回應了他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新政構想──包括設立「新九組」及取消委任制。歷經四年寒暑，終於見證其實現。

什麼叫做「港口外交」？這個術語是否只是外交詞彙的變體，抑或，它正是理解香港在歷史上如何穿梭於中外勢力之間的一把鑰匙？ 如果說中國近代外交多建基於陸地權力的博弈，那麼香港則是典型的「海洋型城市」，其對外的政治與經濟行動，往往以港口為中心展開。從毛立坤在《晚清時期香港轉口貿易研究（1869–1911）》一書中對香港轉口貿易的詳細剖析，我們不難看出，晚清時期香港早已開啟一種獨特的「港口外交」邏輯。

一份悼念場刊，能否還原歷史真貌？翻閱《永遠懷念您──光叔》這本紀念楊光的刊物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對一位工運領袖的追思，更是一段經過選擇性敘述的歷史剪影。場刊將楊光塑造成連結群眾與權力的橋樑，卻對1967年那場深刻改變香港工運命運的暴動，以及他在其中的領導角色，刻意避而不談。 1967年5月，作為工聯會理事長的楊光出任「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」（簡稱「鬥委會」）主任，並在成立典禮上號召「來一次強而有力的反擊」。此後，鬥委會不斷升級示威行動，最終轉化為長達數月的炸彈襲擊浪潮——在各區放置超過八千枚爆炸品與假炸彈，其中超過一千枚為真炸彈，造成多名警員與市民死傷。最駭人聽聞的是，播音員林彬因公開批評左派暴行而被人潑汽油活活燒死，而左派報章翌日甚至以「敗類受重傷」為題加以譴責與冷嘲。雖然事後未有證據證明楊光直接下令，但他作為鬥委會最高名義領導人，難辭其咎。

當我們回顧香港歷史時，是否曾經思考過：這座城市的「國際性」究竟從何而來？是因為英國殖民統治？還是因為自由貿易港的經濟制度？又或者，其真正的根基，其實是作為「港口城市」的地理與歷史角色？ 這樣的提問，正好可以從《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》一書中尋找答案。此書由多位海洋史與城市貿易研究專家合著，試圖在宏觀的海域亞洲視角下，梳理港口城市的歷史功能與其對國家、區域甚至全球的外交與經濟關係所扮演的角色。

這面看似簡單的感謝牌匾，是否也能承載一段被遺忘的香港歷史？ 來自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371號的「錫克廟」（Khalsa Diwan Sikh Temple），這塊金色邊框的感謝牌，訴說著香港錫克族群與這座城市之間長達百年的情誼與互助。

你可曾想過，一個不具備傳統主權地位的港口城市，竟能在國際政治與區域經濟中，發揮如此舉足輕重的外交作用？ 《香港大視野：亞洲網絡中心》正是一本從宏觀歷史與跨國網絡的視角，重新書寫「香港作為外交行動者」的學術傑作。在當前地緣政治激化、香港角色邊緣化的歷史節點，濱下武志的這部作品提供了難得的視野與深度，帶領我們回到過去那個由港口構築的外交現場。

你還記得香港曾經是如何與世界打交道的嗎？ 不是靠高層會議，也不是靠空洞口號，而是一艘又一艘駛入維港的貨船——透過港口，香港與世界建立了真實的連結，也塑造了獨特的國際角色。 然而，來到今天，當官方不斷高喊「連通國際」、「重返全球舞台」，卻連辦一場國際盛事都綁手綁腳，甚至怕「錯...

什麼是一份值得世代傳承的文化遺產？ 也許，就是這樣一份薄薄的手稿——來自2003年，李歐梵教授親筆所寫的文章序文，為當時初出茅廬的訪問學者沈旭暉而作，見證了一段學術提攜的佳話，也映照出香港知識傳承的溫度與厚度。

你有沒有想過，冷戰這場全球意識形態的拉鋸戰，曾如何深深滲入我們熟悉的香港電影？ 在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，這個英國殖民地表面安穩，其實正處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夾縫，國共兩黨在此展開無聲卻激烈的文化鬥爭。然而，為何我們在經典的粵語片或國語片中，鮮少見到坦率的冷戰描寫？又或者，我們是否低估了當年香港電影在這場全球對峙中的角色？

你可曾想過，一尊大約只有二十厘米高的雕像，也能承載一場時代運動的重量？ 眼前這座縮小版的「香港民主女神像」，雖然體積不大，卻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最具象徵意義的藝術再現。她高舉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」的黑旗，身穿示威者的全副裝備──頭盔、豬嘴、防毒面具──右手拿著雨傘，腳踏催淚彈，身姿堅定。每一個細節都讓人聯想到當年街頭無數港人所展現的勇武、堅毅與信念。

當我們談論冷戰時期香港的教育，你會否聯想到華文學校這個場域，也曾是意識形態鬥爭的戰線？ 黃庭康在《比較霸權：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》一書中，以比較視角，深入分析冷戰時期香港華文學校的政治生態，揭示殖民政權、華人社群與跨國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力互動。在這場無形的戰爭裡，華文學校不僅是知識傳遞的場所，更是政治控制、文化認同與族群建構的前線。

你可曾想過，一張悔過書，能道出多少跨越邊界的渴望與幻滅？

在冷戰高峰的1970年代初，為什麼一個英國殖民地政府會傾全力舉辦一場全民慶典？又為何這場名為「香港節」（Festival of Hong Kong）的活動會在短短五年間舉辦三屆，卻在之後突然消聲匿跡？ 若將這三本珍貴影集翻閱，燈火輝煌的夜景、載歌載舞的花車、華麗張揚的選美舞台與獅龍騰躍的表演背後，隱藏的是一場文化與政治的冷戰鬥爭。

你可曾想過，一張薄如紙的紅色唱片，竟能承載一場政治運動的記憶？ 這張由《大公報》發行的7吋33轉薄膜唱片《紅日高照南大門》，正是香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罕見見證。唱片以塑料薄膜壓製，外觀呈半透明紅色，輕巧易傳，形式上與當年內地發行的「語錄唱片」相似，卻更具靈活流通的特點。它不只是音樂載體，更是一件宣傳武器。

香港政府每年其中一項大事，就是發表施政報告，即使是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政府，也是如此。身為最後一任港督的彭定康，歷年的施政報告又是怎樣呢？ 1994年10月5日，彭定康宣讀第三份施政報告，以「掌握千日，跨越九七」為封面。究竟香港在英國管治的最後一千日內，怎樣跨越九七呢？

在冷戰時期的香港，究竟誰在塑造這個城市的命運？ 談起冷戰，大多數人會立即聯想到核武對峙、東西方陣營對抗、情報戰與意識形態衝突。然而，位於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香港，既非戰爭前線，也非主權國家，卻在這場全球角力中扮演著微妙而關鍵的角色。

在殖民地香港的五十年代，你是否曾想過，一群青年文人如何在東西冷戰對峙、國共意識形態分裂的夾縫中，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學烏托邦？《文藝新潮》的誕生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孕育，為後世留下了難得一見的自由文化實驗。 《文藝新潮》創刊於1956年，由馬朗主編，集合了葉維廉、劉以鬯、昆南、李魯東等香港青年作家與詩人，與台灣現代詩派及日本、歐美文化保持密切聯繫。它不依附於左右意識形態，也未受美援文化的直接支配，是一個真正「第三空間」的文化產物。這樣的立場，使它得以在殖民體制的鬆動縫隙中，實踐文學與自由的理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