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我們提起「外交」二字，是否總以為它只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的官方會談？而一個港口城市，又是否可能參與其中、發揮影響力？ 《世界新經濟格局下的亞太、中國和香港》一書中，汪康懋教授將視野從國際宏觀經濟拉回至香港這座港口城市，指出在區域整合與全球重構的歷史浪潮下，香港作為「港口外交」節點的角色，從未缺席，甚至在關鍵時刻居於樞紐之位。這並非傳統外交意義上的「派駐使節」，而是一種特殊的「結構外交」（structural diplomacy），借助物流、金融與人流所構成的實體平台，讓香港成為中國走向世界、世界觀察中國的關鍵窗口。

一張聖誕卡，可以寫下什麼？ 如果一張印著「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」的聖誕卡，不只是應節問候，而是寄託一代人的堅持與信念，你會如何讀它？

香港的經濟增長，究竟是如何一路走來的？ 如果說貿易是這座城市的命脈，那麼「對外貿易」又是如何塑造了香港的經濟輪廓？《香港對外貿易發展研究》這本書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歷史、理論到實證層面，細緻剖析香港貿易發展脈絡的重要視角。

歷史是由一個個當下拼起來的。 當我們回頭望向近年的香港，那些密集如暴雨般的新聞時刻，彷彿剛發生不久，又像過去很久。還記得2017年7月1日，大雨下的七一遊行？還記得九月的中大「香港獨立」橫額爭議？記得梁振英與UGL案件、記得律政司鄭若驊的買樓風波、記得2018年旺角騷亂案的審判結果？這些新聞畫面，曾在當年不斷刷過我們的手機，但一年過去、幾年過去，還有多少人能夠準確說出那一年香港發生過什麼？

香港，這座東方之珠，如何在百年間從一個小漁村蛻變為國際航運樞紐？它的港口外交，又如何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，織就一張連結世界的無形之網？ 夏巨富2024年出版的《近代香港輪船航運業研究 1840–1911》，即就這些問題分階段論述，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，讓我們看見香港的港口外交，如何從不同歷史大事中一步一步建構而成。

一塊銀牌，可以講述多少香港的故事？ 這塊刻有「HKMEx」（香港商品交易所）字樣的純銀紀念牌，表面閃亮，背後卻是一場香港金融史上最具爭議、最具政治意味的失敗實驗。它不只是一件紀念品，更是一個時代欲望與幻滅的見證。

香港為何能夠在全球貿易網絡中佔據一席之地？在全球製造業轉型、區域物流競爭激烈的當下，這座城市又如何維繫自身作為「世界級樞紐」的角色？ 王緝憲博士的新作《世界級樞紐：香港的對外交通》正是試圖回應這些問題的一部重要著作。全書以「交流是城市生長之本」作為序言開場，強調交通運輸並不只是基建與技術層面的課題，更關乎一座城市如何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維持生機。

你還記得，「財爺」這個稱呼，是如何在香港流行起來的嗎？ 1995年9月，財政司麥高樂離任，繼任人就是後來的特首曾蔭權。曾蔭權身為第一位華人財政司，貫徹彭定康親民的作風，從他的稱呼上都可以略知一二，香港市民稱他為「煲呔曾」，或稱他為「財爺」。

一份財政預算案，會不會變成政府的「計時炸彈」？ 彭定康就任港督時形象親民，吃蛋撻、喝涼茶，常被視為貼地的象徵，亦因此民望高企。然而，領導一個政府並不單靠一人之力，「不怕神一般的對手，只怕豬一般的隊友」這句網絡語錄，若放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港英政府身上，也許能用來形容他麾下一位備受爭議的官員——時任財政司的麥高樂（Hamish Macleod）。

當你望向維多利亞港的海面，你看見的，是一座普通城市的海濱，還是一道通往世界的門戶？ 從不靠國界，而是靠海洋與貿易，香港在歷史上從來不只是一座孤立的城市。正如香港海事博物館2022年的《香江泛洋奇蹟：1945年以來我們的港口故事》展覽所揭示，這座城市的故事，必須從港口說起——從貨輪進出、從碼頭工人的汗水、從航運業的起伏跌宕，到全球資本、貨物流通、制度設計之間的縱橫交錯。

當我們談論「港口外交」，我們在談些什麼？是否只有高層領袖的會晤、官方舉辦的論壇，才能稱作「外交」？ 若將視野拉回歷史深處，重返貨輪穿梭、貨櫃堆疊、碼頭工人汗流浹背的日常，重返一艘艘停泊維多利亞港的船隻和背後串連起的國際貿易網絡，我們或許會發現，香港早在沒有「外交部」的時代，就已經以自己的方式，建立了屬於這座城市的「港口外交」。

當一位總督夫人踏足長城之上，她究竟看見了什麼？是歷史的輪廓，還是未來的預兆？ 1982年出版的《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Pamela Youde》，乍看之下是一部普通的遊記散文，由港督尤德爵士（Sir Edward Youde）之妻 Pamela Youde 撰寫。她並非外交官，亦非專業作家，只是以旅人、家庭主婦的身分，以一種看似輕描淡寫的筆調，記錄她對中國的觀察與感受。然而，正是這份「非官方」的筆觸，使此書成為1980年代初期中國、香港與英國三方關係中，最獨特也最被忽略的一道文化軌跡。

當我們回望香港如何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最直觀的畫面，總是維多利亞港上的一艘艘貨輪，或是碼頭邊排列整齊的貨櫃堆疊。但真正支撐香港在全球體系中保持節點地位的，從來不只是海上的貨船。更深層的，是一種穿越了殖民、冷戰、回歸交替的「港口外交」——一種以開放、流動、制度中介為手段，換取空間、換取安全、換取國際認可的外交策略。 十九世紀中葉，香港被劃為自由港，避開清廷的關稅系統，成為帝國貿易體系的一枚關鍵棋子。當時的「港口外交」，是一種透過貿易制度設計而非軍事力量，建立國際秩序中角色感的方式。香港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性的配置：無需高牆深壘，靠的是透明的法治、低稅與開放政策，吸引全球船舶與資金自動聚集於此。

當一首歌從未在市面流通，僅以手稿形式存在，它是否仍能觸動人心、成為時代的證言？ 潘源良於1989年8月3日所寫的〈牆〉，從未正式發表，它只是一張手寫稿，一段沉默歲月中的心聲——卻恰恰因此，成為香港集體記憶中最珍貴的一種「未竟」。這首由潘源良填詞、劉以達譜曲的作品，誕生在六四事件之後兩個月，當時香港還未完全從震撼中回神，卻已預見時代的陰影將會愈來愈重。

當我們提起香港的歷史，你會從哪裡說起？是從英國殖民地時代，還是更早以前、那些在海上交會的船影、潮聲？ 翻開香港海事博物館2005年的專刊《皇朝與瀚海》，我們或許可以用另一種角度，重新思考這座城市與海洋的關係。不是從權力的更替開始，而是從一艘艘穿越風浪的船隻，從一批批水手、移民與商賈的腳步說起。

為何一個棋盤遊戲可以成為歷史的見證？答案，藏在棋盒的每一個角落。 這款由香港民主黨於2016年推出的《超然鬥獸棋》，表面上是一盒幽默風趣的桌上遊戲，實際上卻是一份極具時代感的政治諷刺作品，也是反映當代政治文化與民間想像的象徵物。它將政治人物化身為各種動物角色，改編傳統鬥獸棋規則，藉遊戲方式表達對權力的批判、對制度的反思，以及對民主價值的寄望。

當我們談論「外交」，是否只想到國與國之間的官方談判？ 那麼，一座城市的港口，能否也成為推動外交的關鍵節點？《中國、東亞與全球經濟：區域和歷史的視角》一書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問題，尤其是在香港的歷史角色中，「港口外交」顯得尤為關鍵。

當香港今日依然「馬照跑」之際，很容易令人回憶起與澳門一起「馬照跑」的日子，甚至是無數逸園賽狗的往事，現在的澳門賽馬和賽狗都黯然落幕，令人不勝唏噓。 依稀記得有線電視19台，晚上有賽狗直播。而習慣聽賽馬的朋友，一聽到「賽馬」變「賽狗」、「馬主」變「狗主」、「入閘」變「入籠」等等詞彙時，總會覺得與別不同。至於賽馬提供貼士的「馬經」和「馬簿」，是不是可以稱為「狗經」和「狗簿」呢？

為甚麼一個港口，能夠改變一座城市的命運？ 當我們重新閱讀廖樂柏所著《中國通商口岸：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》一書，便不得不思考這個與香港命運緊扣的問題：作為近代中國最早的條約港之一，香港的國際地位，是否從一開始就註定與港口外交、通商秩序密不可分？

這枚為紀念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所特別製造的「鄧小平手錶」，究竟紀錄了怎樣的歷史時刻？它所傳遞的意義，是否遠超一件簡單的紀念品？ 這款瑞士製造的金屬腕錶，表面鑄有鄧小平肖像與中國國旗圖案，下方刻有「紀念1997」的中英文文字，搭配香港城市天際線的圖案，整體以金色為主調，呈現出一種勝利與尊榮的氣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