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博物館的一角，一封泛黃書信──字跡娟秀、情意真摯，你可曾想過，這封看似不起眼的信，背後其實藏著一位優雅女性與殖民香港交織的動人故事？ 貝拉·悉尼·吳爾夫（Bella Sidney Woolf），後人也稱她為貝拉·修頓（Bella Southorn），是英治香港極少被記起，卻極富魅力的一位女性作家。她1877年生於倫敦，是一位猶太律師家庭的十名孩子之一。她的兄長是著名政治學者李奧納·吳爾夫（Leonard Woolf），也是作家維吉尼亞·吳爾夫（Virginia Woolf）的丈夫。

為什麼冷戰的槍火，沒有直接燒到香港，卻徹底改變了這座城市的命運？ 冷戰初起，戰爭雖未親臨，但冷戰並非寒冷無聲。在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對撞中，香港成了東亞最特殊的「前線城市」。這不是軍事上的第一道防線，而是一場價值觀與經濟模式競逐下的「資本主義窗口」。

你是否曾想過，一位現今活躍於國際政治舞台的美國高官，竟有著深厚中文詩詞的書香世代？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（Katherine Tai），這位以冷靜思辨與銳利談判著稱的華裔女性，其實來自一個書香世家。她的祖父，正是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、享有「詩人學者」美譽的戴培之。

能夠預言「香港的最後一程」者，漢元也。漢元是誰？ 就要從一位作家的字說起，漢元，原名馬彬，字漢嶽，漢嶽的嶽字，國語拼音是yue ，而元的拼音是yuan，在拼音上只是一韻之別，於是有漢元這個筆名。漢元的筆名或許鮮為人知，相反另一筆名－南宮搏，就廣為人知，尤以小說最為著名。

在香港文學的眾多聲音中，董橋是一位獨樹一幟的存在。他的文字既深具個人風格，也蘊含豐富的時代觀察與文化反思。 在散文集《小風景》，他選擇從生活微末切入，從「三株白玉蘭樹」到「畫家門外的假石」，一點一滴地描繪他所經歷與見證的世界。他不書寫「大歷史」，而是自陳：「我沒有興趣追究也沒有興趣探討」，更明言「我們的筆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用處了」，卻不代表他的筆下缺乏關心香港社會，這份關心散落在《小風景》諸文。

在二十世紀中葉的香港，處於東西冷戰勢力夾縫之間，成為中華文化在殖民地與全球資本秩序下的一處異質空間。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，胡菊人（原名胡乘文）以報人、文學評論人、專欄作家的多重身分，於港英時期的報刊言論場中，開展了一種介乎知識分子與公共文化之間的書寫實踐。他的《胡菊人良友專欄文選》是冷戰時期香港知識份子在傳統文化、現代價值與殖民現實交錯中的自我定位與文化思考的實錄。

你可曾想像，在1967年炸彈橫飛、人心惶惶的香港，竟有人敢創辦雜誌，公然反對極權？ 「六七暴動」期間，左派在香港發動罷工、爆炸與恐嚇攻勢，甚至有孩童死於土製炸彈。商台名播音員林彬，因節目中批評左派而慘遭汽油彈燒死。就在這樣的黑暗時刻，資深報人陳子雋挺身而出，以筆名「萬人傑」發表政論，三個月後創辦了《萬人雜誌》，誓言以文字守護自由。

1960年，蔣介石準備第三度連任總統時，七十多名香港和海外人士發表聲明，聯名反對，其中包括香港兩位姓名接近的作家，一位是李達生，以寫時事和哲學為主的作家；一位是李燄生，就只以寫時評為主的時事評論員。 時至二十一世紀，有人開始將二人混淆了，以為是同一人，而今日正要介紹李燄生的一本書，就是《與曹聚仁論戰》。

這本李小龍相集，除了功夫巨星的回憶錄，更見證了香港與世界文化交會的縮影，一段關於傳奇、熱血與永恆的故事。 翻開這本用膠紙細心黏貼、滿是歲月痕跡的相集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幕幕令人熱血沸騰的畫面——李小龍赤裸上身，肌肉分明，神情銳利如劍；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拳、起腿，身姿如龍，英氣勃發。

你還記得自己讀哪一本教科書嗎？ 教科書往往給人無限的回憶，而1955年出版的《友聯活葉文選》，不只是回憶那麼簡單，而是記錄一個個重量級的編輯人物，教導一篇篇重要文章。

你可能聽過「馬照跑，舞照跳」這句話，來自鄧小平形容一國兩制下香港生活方式不變。但你可曾想過，這句話背後，竟也可以形容藏着香港日治時期的真實歷史？ 賽馬在香港的歷史可追溯至1846年，當時只是殖民地上層社交圈的娛樂，與普羅大眾無緣。直到1931年，馬會首次推出馬票，將抽獎機制結合賽馬，才真正令賽馬運動深入人心，成為許多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洋務運動時有「曾、左、李」（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）；中國青年黨都有「曾、左、李」（曾琦、左舜生、李璜），今次要介紹李璜教授的《學鈍室回憶錄》，著作回顧兩個世紀的往事，為研究現代史的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。 李璜，號學鈍，《學鈍室回憶錄》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，回憶錄本身有不足之處，就是「單憑記憶」而寫成，由於回憶錄缺乏充分考證，所以記錄一些事情時會出現偏差，例如：《學鈍室回憶錄》指出與在法國「勤工儉學」的闞澤高，就是鄧小平。後來有不少文章引用《學鈍室回憶錄》，作為研究資料，引致不少研究出錯，幾乎習非成是，或會為人詬病。

1989年6月5日，梁振英在報章刊登聲明，嚴正譴責中共屠殺，寫道： 「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。」 這句話，今天讀來，令人錯愕——因為這位署名者，正是日後的香港特首、一位公開擁護北京的政界人物。

你還記得中學時老師讓你寫「隨筆」的功課嗎？那種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的感覺，曾令不少人對這種文體留下深刻印象。但在1950年代香港，有一本書的隨筆，不止是抒發感慨，更是一場歷史與時局交錯下的文字戰——這，就是左舜生的《萬竹樓隨筆》。 萬竹樓的由來，源於抗戰時期，左舜生在家園外見萬竿竹影搖曳，便以「萬竹樓」為書齋之名。「萬」是虛數，象徵無限，也代表作者對天地萬象的觀照與包容。為了完成這本《萬竹樓隨筆》，左舜生可謂嘔心瀝血。在書成之際，他因胃出血而住進法國醫院兩週，出院後便馬不停蹄校對文稿，展現出對這本書的無比重視。

香港人最喜歡什麼？錢。錢財一定要儲起來，未雨綢繆。 在歲月的長河裡，香港人與儲蓄之間，有一份深厚的情感連結。對很多老香港來說，一個小小的錢箱，承載的不只是硬幣，而是一家人勤儉儲蓄的回憶。而恆生銀行推出的各式錢箱，更成為不少人童年的記憶，而其中最為罕有、最具特色的，莫過於這個武士頭盔錢箱。

在冷戰的歷史洪流裡，香港成為東西文化碰撞的前線，而文人——尤其像司馬長風這樣堅守思想與筆耕的人——正是這段時代精神的最佳體現。 司馬長風原名胡若谷，1920年生於瀋陽，自少年起即飽經戰亂，輾轉求學於西北，投身抗戰，曾赴前線鼓舞士氣，之後輾轉至香港，以筆耕為生。他創辦《祖國周刊》、《東西風》及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任《兒童樂園》主編、友聯出版社社長，並著有《明天的中國》、《中國新文學史》等鉅著。

在舊書攤的角落，有時會翻出一本泛黃的小書。它沒有精裝封面，也沒有銅版紙彩印，只有一張張略帶磨損的紙頁，印著樸素的文字與手繪插圖。像這本商業學校試驗教本《珠算指南》，便是昔日香港教育、社會與生活的縮影。 那個年代，還沒有電腦，也沒有電子計算機，一塊算盤，就是全城商戶與辦公室的標準配備。每一粒珠子在指尖滑動的聲音，記錄著香港街頭巷尾的買賣與生計。

即將可能被迫停止營運的美國之音（VOA）中文廣播，原來曾經由香港電台負責轉播？而美國駐港領事館，曾被形容比駐莫斯科的更大？ 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早於1843年設立，初時只有一位總領事在住所處理事務。至1950年代末，配合冷戰需要，領事館才遷入現時花園道的建築。由於當時許多有關中國及東南亞的事務都由該領事館負責，因此規模龐大。《大公報》及《文匯報》在1958年更指出：「它大於美國駐莫斯科的大使館。」

你知道，沒有羅孚，就沒有金庸和梁羽生嗎？ 在香港文學史的開端，有一個名字不可忽略——羅孚。他不只是《新晚報》的總編，更是一位慧眼識才的推手，將武俠小說推向巔峰。他發掘金庸、扶持梁羽生，掀起香港武俠熱潮。但你或許未曾知道，這位新聞與文學界的巨人，竟然還是一位「純文學」雜誌的創辦人。

在香港街頭的舊書攤，有時你會遇見一冊封面泛黃的小書，拿上手翻閱，可能會發現這正是冷戰時代的一道剪影。 像這本在1988年，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的《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》。乍看之下，它只是一本文學評論集，但細閱每一頁，便彷彿能走入一個時代的文化暗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