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可曾想過，一本看似平凡的賣樓宣傳冊，竟能成為認識香港城市發展與市民生活想像的重要歷史文獻？ 眼前這本名為《山村大廈》的樓書，所展示的，不僅是單幢住宅的銷售資料，更是一種屬於1960至70年代初期香港建築語言與誠信商業的見證。

經營不讓渣甸富：《渣甸家族：龍頭洋行的特殊發展與傳承》中環遮打道至告士打道一帶，幾乎每一幢地標建築後面，都藏着一段與怡和集團（Jardine Matheson）有關的歷史。無論是香港置地旗下的交易廣場、太子大廈，還是「梗有一間喺左近」的7-11與惠康，怡和帝國的痕跡滲透香港人日常的衣食住行。 這個看似低調、實則巨擘的英資財團，其實正是源自十九世紀初的渣甸洋行——一家靠走私鴉片起家、在鴉片戰爭中大撈特撈，最終在香港落地生根，成為本地經濟命脈的一部分。鄭宏泰教授的著作《渣甸家族：龍頭洋行的特殊發展與傳承》正是解構這個「龍頭洋行」如何從華南海域的冒險家傳奇，演化成全球化商業帝國的重要之作。

一面小旗，如何承載香港半世紀的公民精神與跨國社會想像？ 在今日香港社會對公民身份、志願精神與社群參與不斷重構的時代，一面色彩鮮明、飾有金穗與獅子徽號的小旗，或許未必立即引起公眾關注。然而，當我們仔細凝視這面寫有「Lions Club of Victoria 域多利獅子會」的會旗，其象徵與歷史脈絡便悄然浮現 —— 它既是一段關於志願運動的本地歷史軌跡，也是戰後香港如何融入世界公民社會的縮影。

當我們討論香港的經濟發展史時，「英資財團」往往被視為主導力量。然而，處於殖民資本與國際商業網絡夾縫中的香港商人與移民群體，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？他們是否只是被動接受經濟結構安排的個體，抑或能夠在其中尋找縫隙，自主塑造空間？ 馮邦彥於《香港英資財團（1841–2019）》一書中，詳盡梳理了從一八四一年至二零一九年間，英資企業如何由貿易、航運進一步壟斷地產、金融，最終與中資企業、華資商人逐步交織成為一個複雜的權力網絡。這套歷史敘述，為我們理解香港商人與移民的角色提供了嶄新的視角。

問我們可曾見過這樣的教科書？ 當我們站在今日高度現代化的教育環境中，回望一冊紙張泛黃、封面紅艷的《訓蒙千字文》，那不只是一本書，而是一段曾經指引無數兒童識字入學的文化遺產。這本由陳湘記書局出版的啟蒙教材，不僅見證香港基層教育的發展歷程，更反映出殖民地社會中華人家庭如何透過書本延續傳統文化、承傳價值觀念。

在香港政治文化的發展脈絡中，有哪一件藝術創作，能同時承載對過去政治制度的諷刺、對當下社會現實的觀察，以及對未來民主命運的預言？ 由進念‧二十面體推出的《東宮西宮》起錨起錨塔羅牌，或許正是這樣一項跨界結晶——它是劇場的延伸，是民間教育的實驗品，更是冷戰以降香港政治啟蒙史的一枚文化標本。

是誰建構了香港財富神話？香港商人與移民的歷史是否真如外界想像般清晰與單純？ 當我們談論香港商人的歷史時，往往不自覺地陷入某種「成功學」的神話敘事——由白手起家的華人移民，在殖民地香港拼搏致富，成為一代富豪。然而，《亞洲教父：香港與東南亞的金錢與權力》一書卻為我們撕開了這層神話的表皮，以冷峻的筆調揭示出商業成功背後的政治結構、移民制度、階級差異與尋租行為。

1941年12月，日本突襲香港。眼看港島無法守住，滙豐總經理祁禮賓（Sir Vandeleur Grayburn）急忙做出兩個決定：一是將總行臨時遷往新加坡，二是派員在倫敦組成臨時董事會，以備戰時指揮全局。不料日軍推進之快遠超預期，計畫尚未執行，香港淪陷。 在此危局中，滙豐的紙幣成為戰爭經濟的核心工具。祁禮賓等高層被拘押在昇華旅館，受命在尚未簽發的紙幣上簽名，日本軍政府便用這批簽過名的港幣發行市面。但滙豐的高層並未坐以待斃，兩名高層職員在1942年從港島成功逃離，歷經千辛萬苦抵達重慶，再飛往倫敦，將港澳情況彙報總部。祁禮賓本人則因私下接濟赤柱集中營的同僚而遭逮捕，最終於1943年死於獄中，成為戰火下第一位殉職的滙豐「大班」。

一組名信片，能否承載一場運動的集體記憶？在遺忘與壓抑之間，這些小小紙片是否能化作歷史的留聲機，低聲訴說那場仍未完結的抗爭？ 這批出自「Postcards for HK」之手的明信片系列，主題圍繞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，圖像內容涵蓋街頭示威者、光影人鏈、獅子山精神等具標誌性的畫面，搭配英文解說與訴求條列，是極具時代辨識度的視覺文獻。名信片正面為彩色圖像，背面則以黑白描線方式還原相關情境，並附有QR code連結至運動資料庫與Instagram，成為運動與國際連結的橋樑。

當我們談論香港的移民史與商業發展，是否曾想過，一位來自中國南方的建築工匠，如何在殖民地香港的夾縫中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現代化之路，並最終成為國父孫中山背後的堅實支柱？《林護：孫中山背後的香港建築商》一書，正是對這段幾被歷史忽視的移民與商人故事的深情回望。 林護（Lam Woo），原籍廣東中山南屏鄉，出身貧寒。年輕時為逃避家鄉戰亂與貧困，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南下香港謀生，這段經歷正是當時大量廣東移民來港尋求生計的典型寫照。

為何一本日曆，可以成為一段時代情感的縮影？ 這本名為《守在離岸的香港》的桌上日曆，由本地字體設計團體 Moodmen Font 於2020年底推出，用於2021年全年使用。它並不僅是一件功能性日用品，而是一件帶有文化重量與情感投射的藝術作品——記錄著一代港人面對變動時代的心理足跡與自我定位。

女人是否只能當商業巨輪背後的支持者？當我們談到家族企業、移民創業與香港經濟奇蹟時，是否總是忽略了女性在其中舉足輕重的角色？ 《才德之間：華人家族企業與婦女》一書以香港與新加坡多個華人家族為個案，深入剖析女性在家族企業中的多重角色與策略選擇。從母親、媳婦、太太到創業者、繼承人與董事局成員，女性不僅是家庭與企業的黏合劑，更是跨代經營策略與文化價值傳承的核心角色。

為何一枚紀念手錶，能成為一個政黨歷史的象徵？ 這枚2017年推出的手錶，是為慶祝香港建制派政黨民建聯成立25周年而限量製作的紀念品。盒面印有象徵性的「25」字樣與該黨英文縮寫「DAB」，不僅標示紀念年份，更呈現出該黨透過物件形式建立歷史記憶的策略。此一設計，超越一般裝飾用途，具備明顯的政治象徵意涵。

為何要在談論「香港移民」的當下，重讀《李嘉誠傳》？ 當「移民潮」成為今日香港的熱詞，人們談論的是房價、護照、學位與自由。但我們是否忘記了，那些在移民地重建生活的人，曾經如何由零開始？那個最家喻戶曉的名字——李嘉誠，正是從「難民」身份起步的代表人物。夏萍所著的《李嘉誠傳》雖屬傳統人物傳記，但若從「香港移民及商人」的角度出發，將發現這本書不僅記述一個人的致富之路，更交織出一代移民的城市身世與集體經驗。

當香港不再被允許討論前途，我們還能如何想像未來？ 這本由「香港觀察社論壇」出版的小冊子《香港前途》，發行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，正值主權移交前夕，港人政治意識迅速覺醒，對身份認同與未來方向充滿焦慮。在今天重讀這本篇幅僅數十頁的薄冊，不禁令人想問：我們還能不能像過去一樣，公開討論「香港的前途」？

你還記得香港仔海面那艘華燈璀璨、金碧輝煌的「海上皇宮」嗎？ 珍寶海鮮舫，曾是香港的標誌性地景之一。它不僅是一間餐廳，更是一段濃縮的城市記憶，見證從殖民繁華到主權移交的歷史轉折。然而，這艘矗立超過四十年的海上建築，卻在2022年6月於南中國海沉沒，成為一段無法復原的集體回憶。眼前這枚以999.9純金與純銀鑄造、為紀念1997年香港回歸而製的珍寶海鮮舫紀念牌，正是我們唯一能夠捉緊這段歷史的微光。

在1897年的皇后大道上面，有一間名為「禮昌隆」的布莊，門前時常人來人往，樓上則是布莊老闆自住。19世紀末的皇后大道陽光明媚，有一位十七歲的後生背着書包從樓上走下來，今日是他第一日作為插班生到皇仁書院上堂，因為剛從美國回來，一切都不太適應。傍晚回家，他常會站在布行樓梯轉角的窗邊，靜靜看着街上人流與舖面生意。 呢位後生仔叫利希慎—「煙王」。31年後，澳門的一聲槍響將會終結他的生命，不知道當時的他有沒有懷念17歲時布莊窗外的陽光？

一盒幻燈片，可以裝下幾個時代的香港？ 這不是攝影師的作品集，也不是郵政局的宣傳品，而是一盒來自上世紀的香港幻燈片。你可能會以為它只是遊客的紀念品，卻沒想到，它其實是一個小巧卻珍貴的視覺時光機。

1890年，一個18歲的青年，帶著家鄉香山遭災後的絕望與不甘，從香港登船遠赴南半球。他出身農家，讀了幾年私塾後便放下書本，幫父親耕種度日。那年，風災毀田，他籌得船費後只身前往澳洲墨爾本，沒多久轉到雪梨落腳。初來乍到，既不懂當地語言，也沒一技之長，唯一會的就是務農。剛好有鄉親在郊區租了幾十畝地種菜，他便加入，天天凌晨三點起床挑水耕作，工作時間長達十八九小時，一週工資只有十二先令。 這位青年叫郭樂。他自知靠體力活難有出頭天，兩年後改行當小販，挑着蔬果沿街叫賣。英文不靈光的他，常常憑只能用中文發音死記硬背英文單詞：每當他想向洋人主婦推銷賣菜時就會說「味思時，加俾茲？」原來是指「Mrs. Cabbage？」。郭樂事後自嘲：「這兩句俚語，實在不值識者一笑。」然而，就是這樣的堅韌與自知，讓他一步步累積起創業的本錢。

你有否想過，一張面值僅為「一元」的紙幣，竟能成為理解殖民地經濟秩序與權力象徵的入口？ 在數碼貨幣與電子交易已成日常的今天，眼前這張印有英王喬治五世肖像、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發行的1935年香港一元紙幣複製版，仍默默訴說着殖民治理與金融話語的歷史軌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