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知道，這個今日以海鮮聞名的鯉魚門，曾是香港保衛戰中最激烈的交火地點之一嗎？ 鯉魚門，是維多利亞港的東部入口，自英國於十九世紀佔領香港後，便被視為扼守港口的重要戰略要地。為了防衛這片水道，英軍於1887年開始在此地建造炮台，配備當時先進的6英吋後膛隱藏式海岸炮，構成強大的沿海防線，為抵禦外敵入侵作好準備。

你可曾想過，「香港人」這個稱呼，不只是地域身分，而是一種民族認同的開始？ 2014年，雨傘運動爆發，街頭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年輕人，高舉雨傘，靜坐守夜。他們不是來自單一背景，卻有著共同的焦慮與渴望——我們是誰？我們的未來在哪裡？就在這個歷史節點上，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於同年年底出版了《香港民族論》，一本由學生自發撰寫、出版的書籍，在當時掀起極大迴響。

英國皇家海軍在香港，竟有一支「本地艦隊」？而且曾經以解放軍為假想敵？ 今日介紹的這本書，係由陳志輝所著的《香港中隊1984-1997：英國海軍在香港的最後歲月》。希望為大家介紹香港中隊，同五艘為香港服務的戰艦的故事。

為什麼冷戰的槍火，沒有直接燒到香港，卻徹底改變了這座城市的命運？ 冷戰初起，戰爭雖未親臨，但冷戰並非寒冷無聲。在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對撞中，香港成了東亞最特殊的「前線城市」。這不是軍事上的第一道防線，而是一場價值觀與經濟模式競逐下的「資本主義窗口」。

能夠預言「香港的最後一程」者，漢元也。漢元是誰？ 就要從一位作家的字說起，漢元，原名馬彬，字漢嶽，漢嶽的嶽字，國語拼音是yue ，而元的拼音是yuan，在拼音上只是一韻之別，於是有漢元這個筆名。漢元的筆名或許鮮為人知，相反另一筆名－南宮搏，就廣為人知，尤以小說最為著名。

在香港文學的眾多聲音中，董橋是一位獨樹一幟的存在。他的文字既深具個人風格，也蘊含豐富的時代觀察與文化反思。 在散文集《小風景》，他選擇從生活微末切入，從「三株白玉蘭樹」到「畫家門外的假石」，一點一滴地描繪他所經歷與見證的世界。他不書寫「大歷史」，而是自陳：「我沒有興趣追究也沒有興趣探討」，更明言「我們的筆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用處了」，卻不代表他的筆下缺乏關心香港社會，這份關心散落在《小風景》諸文。

在二十世紀中葉的香港，處於東西冷戰勢力夾縫之間，成為中華文化在殖民地與全球資本秩序下的一處異質空間。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，胡菊人（原名胡乘文）以報人、文學評論人、專欄作家的多重身分，於港英時期的報刊言論場中，開展了一種介乎知識分子與公共文化之間的書寫實踐。他的《胡菊人良友專欄文選》是冷戰時期香港知識份子在傳統文化、現代價值與殖民現實交錯中的自我定位與文化思考的實錄。

你可曾想像，在1967年炸彈橫飛、人心惶惶的香港，竟有人敢創辦雜誌，公然反對極權？ 「六七暴動」期間，左派在香港發動罷工、爆炸與恐嚇攻勢，甚至有孩童死於土製炸彈。商台名播音員林彬，因節目中批評左派而慘遭汽油彈燒死。就在這樣的黑暗時刻，資深報人陳子雋挺身而出，以筆名「萬人傑」發表政論，三個月後創辦了《萬人雜誌》，誓言以文字守護自由。

1960年，蔣介石準備第三度連任總統時，七十多名香港和海外人士發表聲明，聯名反對，其中包括香港兩位姓名接近的作家，一位是李達生，以寫時事和哲學為主的作家；一位是李燄生，就只以寫時評為主的時事評論員。 時至二十一世紀，有人開始將二人混淆了，以為是同一人，而今日正要介紹李燄生的一本書，就是《與曹聚仁論戰》。

這本李小龍相集，除了功夫巨星的回憶錄，更見證了香港與世界文化交會的縮影，一段關於傳奇、熱血與永恆的故事。 翻開這本用膠紙細心黏貼、滿是歲月痕跡的相集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幕幕令人熱血沸騰的畫面——李小龍赤裸上身，肌肉分明，神情銳利如劍；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拳、起腿，身姿如龍，英氣勃發。

你還記得自己讀哪一本教科書嗎？ 教科書往往給人無限的回憶，而1955年出版的《友聯活葉文選》，不只是回憶那麼簡單，而是記錄一個個重量級的編輯人物，教導一篇篇重要文章。

洋務運動時有「曾、左、李」（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）；中國青年黨都有「曾、左、李」（曾琦、左舜生、李璜），今次要介紹李璜教授的《學鈍室回憶錄》，著作回顧兩個世紀的往事，為研究現代史的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。 李璜，號學鈍，《學鈍室回憶錄》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，回憶錄本身有不足之處，就是「單憑記憶」而寫成，由於回憶錄缺乏充分考證，所以記錄一些事情時會出現偏差，例如：《學鈍室回憶錄》指出與在法國「勤工儉學」的闞澤高，就是鄧小平。後來有不少文章引用《學鈍室回憶錄》，作為研究資料，引致不少研究出錯，幾乎習非成是，或會為人詬病。

1989年6月5日，梁振英在報章刊登聲明，嚴正譴責中共屠殺，寫道： 「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。」 這句話，今天讀來，令人錯愕——因為這位署名者，正是日後的香港特首、一位公開擁護北京的政界人物。

你還記得中學時老師讓你寫「隨筆」的功課嗎？那種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的感覺，曾令不少人對這種文體留下深刻印象。但在1950年代香港，有一本書的隨筆，不止是抒發感慨，更是一場歷史與時局交錯下的文字戰——這，就是左舜生的《萬竹樓隨筆》。 萬竹樓的由來，源於抗戰時期，左舜生在家園外見萬竿竹影搖曳，便以「萬竹樓」為書齋之名。「萬」是虛數，象徵無限，也代表作者對天地萬象的觀照與包容。為了完成這本《萬竹樓隨筆》，左舜生可謂嘔心瀝血。在書成之際，他因胃出血而住進法國醫院兩週，出院後便馬不停蹄校對文稿，展現出對這本書的無比重視。

在冷戰的歷史洪流裡，香港成為東西文化碰撞的前線，而文人——尤其像司馬長風這樣堅守思想與筆耕的人——正是這段時代精神的最佳體現。 司馬長風原名胡若谷，1920年生於瀋陽，自少年起即飽經戰亂，輾轉求學於西北，投身抗戰，曾赴前線鼓舞士氣，之後輾轉至香港，以筆耕為生。他創辦《祖國周刊》、《東西風》及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任《兒童樂園》主編、友聯出版社社長，並著有《明天的中國》、《中國新文學史》等鉅著。

在舊書攤的角落，有時會翻出一本泛黃的小書。它沒有精裝封面，也沒有銅版紙彩印，只有一張張略帶磨損的紙頁，印著樸素的文字與手繪插圖。像這本商業學校試驗教本《珠算指南》，便是昔日香港教育、社會與生活的縮影。 那個年代，還沒有電腦，也沒有電子計算機，一塊算盤，就是全城商戶與辦公室的標準配備。每一粒珠子在指尖滑動的聲音，記錄著香港街頭巷尾的買賣與生計。

即將可能被迫停止營運的美國之音（VOA）中文廣播，原來曾經由香港電台負責轉播？而美國駐港領事館，曾被形容比駐莫斯科的更大？ 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早於1843年設立，初時只有一位總領事在住所處理事務。至1950年代末，配合冷戰需要，領事館才遷入現時花園道的建築。由於當時許多有關中國及東南亞的事務都由該領事館負責，因此規模龐大。《大公報》及《文匯報》在1958年更指出：「它大於美國駐莫斯科的大使館。」

在香港街頭的舊書攤，有時你會遇見一冊封面泛黃的小書，拿上手翻閱，可能會發現這正是冷戰時代的一道剪影。 像這本在1988年，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的《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》。乍看之下，它只是一本文學評論集，但細閱每一頁，便彷彿能走入一個時代的文化暗流。

你還記得那張泛黃的《碟仙圖》嗎？昔年的香港，滿街眼見霓虹燈與街頭小販，也有這樣一張張神秘紙張廣為人知，在城市角落流轉，在學校課室浮現，成為人們對未知世界的一點探索與寄望。 《碟仙圖》的發明，正是起源自1930年代的香港，留德香港學生模仿西方的「通靈板」（Ouija Board），混合了中式神祇與道教符號，由木變紙，方變圓，出現像《碟仙圖》這種結合實用與故事的圖冊。

新聞專業的誕生，從來都與權力鬥爭密不可分。今日我們談論新聞自由的喪失，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：香港曾經的新聞專業是如何建立的？ 《文化冷戰與知識外交：美國戰略與東亞方針》提供的啟示，指出這與冷戰時期的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