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面看似簡單的感謝牌匾，是否也能承載一段被遺忘的香港歷史？ 來自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371號的「錫克廟」（Khalsa Diwan Sikh Temple），這塊金色邊框的感謝牌，訴說著香港錫克族群與這座城市之間長達百年的情誼與互助。

什麼是一份值得世代傳承的文化遺產？ 也許，就是這樣一份薄薄的手稿——來自2003年，李歐梵教授親筆所寫的文章序文，為當時初出茅廬的訪問學者沈旭暉而作，見證了一段學術提攜的佳話，也映照出香港知識傳承的溫度與厚度。

你可曾想過，一尊大約只有二十厘米高的雕像，也能承載一場時代運動的重量？ 眼前這座縮小版的「香港民主女神像」，雖然體積不大，卻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最具象徵意義的藝術再現。她高舉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」的黑旗，身穿示威者的全副裝備──頭盔、豬嘴、防毒面具──右手拿著雨傘，腳踏催淚彈，身姿堅定。每一個細節都讓人聯想到當年街頭無數港人所展現的勇武、堅毅與信念。

你可曾想過，一張悔過書，能道出多少跨越邊界的渴望與幻滅？

你可曾想過，一張薄如紙的紅色唱片，竟能承載一場政治運動的記憶？ 這張由《大公報》發行的7吋33轉薄膜唱片《紅日高照南大門》，正是香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罕見見證。唱片以塑料薄膜壓製，外觀呈半透明紅色，輕巧易傳，形式上與當年內地發行的「語錄唱片」相似，卻更具靈活流通的特點。它不只是音樂載體，更是一件宣傳武器。

香港政府每年其中一項大事，就是發表施政報告，即使是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政府，也是如此。身為最後一任港督的彭定康，歷年的施政報告又是怎樣呢？ 1994年10月5日，彭定康宣讀第三份施政報告，以「掌握千日，跨越九七」為封面。究竟香港在英國管治的最後一千日內，怎樣跨越九七呢？

岳飛〈滿江紅〉一句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，或許喚醒香港人在中學年代的記憶，徐東濱一書《笑談渴飲香港血》，又可以喚醒香港人甚麼記憶呢？ 先說書名，《笑談渴飲香港血》語出〈滿江紅〉，但是徐東濱在此處「用典」，意思大有不同，「香港血」是指「香港人的血汗」，是表達對「渴飲香港血」這件事的想法，原因是徐東濱認為「三十多年來香港人的心血熱汗灌溉在這彈丸之地，創造出舉世艷羨的經濟奇蹟。」反映徐東濱愛港心切。

你有否想過，英女王的生日，在萬里之外的殖民地香港，是怎樣被紀念的？ 這份場刊清晰列出了整個巡遊儀式的流程：由皇家禮炮（21-Gun Salute） 開始，接續軍隊的分列式、步兵與機械化部隊的行進、空軍的飛越表演，並包括「女王徽號（Queen's Truncheon）」、「皇家空軍軍旗（Royal Air Force Colours）」等展示。這些安排並非僅供觀賞，而是具高度象徵性的儀式行動，藉此展現皇權威嚴與軍事紀律，體現英國對殖民地穩定與秩序的宣示。

在堅離地海外香港典藏館的一角，靜靜掛著一幅氣勢十足的書法作品。遠觀筆鋒豪放，近看內容驚人：「淫為萬惡首，孝為百行先」。這幅字是由香港影壇傳奇人物關德興先生親筆所書，後由本館拍得，成為我們珍藏之一。 這句對聯原出自清朝儒生王永彬的《圍爐夜話》，原句為：「百善孝為先，萬惡淫為首」，後關德興先生在走筆之際，改寫為「淫為萬惡首，孝為百行先」今日模樣。這幅字畫書於癸酉年冬，即1993年，也就是關德興先生仙逝前兩年。字畫裡還蓋上了兩個大印，印章的篆刻同樣氣勢磅礡，大開大合，不愧係第一位夠格飾演黃飛鴻的著名演員。

你有否想過，一張兒時遊園地圖，數十年後足以見證城市集體記憶？ 這張保存良好的香港海洋公園舊地圖，記載著設施分佈與遊園指南，更是一張穿越時光的通行證，把我們帶回八九十年代的香港——處於變遷交匯、文化蓬勃的時代。

可曾在書架一隅，發現內斂黃舊的薄冊，藏有時代的風聲與人的微語？ 1936年由上海仿古書店出版的《葉靈鳳創作選》，正是這樣的一本書。在華語文學歷史長河中，它是一段文化記憶的遺珠，也是理解葉靈鳳早期文學軌跡的重要憑證。

當香港人一講起徐小鳳，尤其是網民，很自然地想到「有請小鳳姐」；或很自然地想到「熱烈地彈琴，熱烈地唱」。 然而，以徐小鳳縱橫娛樂圈數十年的江湖地位，又豈止這些呢？從徐小鳳《風雨同路》的錄音帶的盒子，就會想起歌詞「恩怨不分，愛亦有恨，明亮背影有黑暗」，錄音帶還收錄一首《人生滿希望》，也會想起歌詞「看夕陽，意茫茫，人生滿風浪」，令不少歌迷想起一首首徐小鳳的名曲外，還有徐小鳳在舞台上的風采。

你可曾想過，一位來自英國的女子，會在殖民地時期的香港，以一雙手打下對公義的執念，並以一部打字機為武器，直面殖民政府與歷史洪流？ 這本簡樸的打字機書信結集，正是杜葉錫恩（Elsie Hume Elliott Tu）於九七回歸前夕寫下的見證。字裡行間，是她一生為香港發聲、為基層抗爭的縮影。當英國與中國談判回歸安排之時，她並未選擇沉默，而是持續致函英國政府，批評港英歷屆政府在殖民統治下對民主的怠慢，並疾呼要以實際政策保障市民權益。

少年時代，有時會用「明星」、「球星」、「艷星」、「政治明星」的名字開玩笑，其中一些例子包括李華度、李華月、李華明，與今日說出李克用、李克勤、李克強的想法，或許有「異曲同工之妙」。 撇開「球星」李華度不說，「艷星」李華月與「政治明星」李華明又有甚麼關係呢？當然不是姓名相近那麼簡單。

「我喊，黎智英的友誼感動了我。 我笑，難得有個這樣的朋友。」 以上兩句話，出自林振強《又喊又笑》的〈喊笑序〉，寫於2003年11月2日，即林振強逝世前兩週所寫。除了道出他肺腑之言，更點出了本書的書名──《又喊又笑》。 更珍貴的是，這本《又喊又笑》因有其家姐林燕妮親筆提字，升價十倍，相當有意義。

你可曾想過，「香港人」這個稱呼，不只是地域身分，而是一種民族認同的開始？ 2014年，雨傘運動爆發，街頭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年輕人，高舉雨傘，靜坐守夜。他們不是來自單一背景，卻有著共同的焦慮與渴望——我們是誰？我們的未來在哪裡？就在這個歷史節點上，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於同年年底出版了《香港民族論》，一本由學生自發撰寫、出版的書籍，在當時掀起極大迴響。

在博物館的一角，一封泛黃書信──字跡娟秀、情意真摯，你可曾想過，這封看似不起眼的信，背後其實藏著一位優雅女性與殖民香港交織的動人故事？ 貝拉·悉尼·吳爾夫（Bella Sidney Woolf），後人也稱她為貝拉·修頓（Bella Southorn），是英治香港極少被記起，卻極富魅力的一位女性作家。她1877年生於倫敦，是一位猶太律師家庭的十名孩子之一。她的兄長是著名政治學者李奧納·吳爾夫（Leonard Woolf），也是作家維吉尼亞·吳爾夫（Virginia Woolf）的丈夫。

你是否曾想過，一位現今活躍於國際政治舞台的美國高官，竟有著深厚中文詩詞的書香世代？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（Katherine Tai），這位以冷靜思辨與銳利談判著稱的華裔女性，其實來自一個書香世家。她的祖父，正是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、享有「詩人學者」美譽的戴培之。

在香港文學的眾多聲音中，董橋是一位獨樹一幟的存在。他的文字既深具個人風格，也蘊含豐富的時代觀察與文化反思。 在散文集《小風景》，他選擇從生活微末切入，從「三株白玉蘭樹」到「畫家門外的假石」，一點一滴地描繪他所經歷與見證的世界。他不書寫「大歷史」，而是自陳：「我沒有興趣追究也沒有興趣探討」，更明言「我們的筆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用處了」，卻不代表他的筆下缺乏關心香港社會，這份關心散落在《小風景》諸文。

你可曾想像，在1967年炸彈橫飛、人心惶惶的香港，竟有人敢創辦雜誌，公然反對極權？ 「六七暴動」期間，左派在香港發動罷工、爆炸與恐嚇攻勢，甚至有孩童死於土製炸彈。商台名播音員林彬，因節目中批評左派而慘遭汽油彈燒死。就在這樣的黑暗時刻，資深報人陳子雋挺身而出，以筆名「萬人傑」發表政論，三個月後創辦了《萬人雜誌》，誓言以文字守護自由。